中國一直是高物流成本的國家，公路收費畸高，養活大量收費的“裙帶人群”。公路是公共品，我們并不認為公共品就應當免費，因為這種“免費思路”只考慮到消費者層面，而沒有考慮供應者的激勵，理性的經濟學認知無非是理解供需兩種不同激勵之間的關系。但是國有體系下的“公路收費”似乎壓倒性地改變了消費者行為，收費公路上總有“貸款修路、收費還貸”的標牌，但從來沒有表明還貸進展的水平，不僅收費行為永續下去，甚至費率也不會下降。
   
    更重要的是，如果國有公路永遠要收費下去，不愿意接受一種社會民主化的規制，那至少應當提供私營資本修建相似公路的機會，但是我們看到，地方政府不是以重復建設為名反對，就是盡量設置障礙阻止私人資本聯合財團進入公路基建領域。排斥性的權力管制、永續性的收費行為以及不受規則的價格制定，構成了一種欲言又止的尷尬景象。
   
    物流成本高企是網絡經濟時代最大的敵人，它甚至被認為是經濟成本中最惡性的成本和瓶頸，因為互聯網經濟顯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消費者挑選商品的空間從物理化的狀態變成虛擬化的狀態，網絡購物之所以便宜，就是因為柜臺租金成本被消除了，這個成本“反哺”給消費者，變成消費者剩余，從而催生出消費者新增的購買力。但它對物流的要求更高了，頻度也更密了。消費者進入商店的距離成本形態轉化成物流部門的遞送成本形態。也就是說，在互聯網經濟下，很多成本項消失了，但物流成本卻變成越發突出了。
   
    中國的物流高成本，無論是對消費者剩余、對通脹都有著很大的影響。政府為了控制通脹時讓運菜車免交過路費，即可以使菜價下跌一成左右，要知道這是在供應萎縮的狀態下，依然能發生如此重要的作用。平頂山中級法院的案例給人的啟示是，物流成本并不是一個很容易削減的成本，它變成整個經濟的瓶頸，影響通脹的推手作用正在不斷增強。